玩极限运动的人为啥越来越多?

2019年11月7日,桂林阳朔。一名芬兰攀岩者在攀登著名的月亮山。图/ 视觉中国

极限运动绝非只需要莽撞的勇气,真正热爱极限运动的人都知道, 这项运动呼唤理性和极强的安全意识。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

有趣的是,王安石在1000多年前写就的《游褒禅山记》完全体现了当今极限运动的本质。

事实上,“极限运动”一词与“体育”一词的分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

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只有三种运动:斗牛、赛车和登山。其余的都只是游戏。”

2012年,英国密德萨斯大学学者朗达·科恩博士(Dr. Rhonda Cohen)这样定义极限运动:“一种竞争性活动,其中的参与者会受到不寻常的生理和心理挑战,如速度、高度、深度或自然环境,并且需要快速而准确的认知和感知处理才能取得成功。”

很多传统运动稍加转换就成为了极限运动,而一些极限运动在科技和时代的快速更迭中,又被推出“神坛”,回归为普通的体育项目。

每年,ESPN极限大赛的参赛项目都有微妙的改变,一些形成组织并有完善规则的新兴项目不断被吸纳,而一些开展得已经非常广泛、群众基础雄厚的项目则被请出。

虽然极限运动种类繁多并且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但基本上任何可被称为“极限运动”的项目都有共通之处,那就是高风险。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生活在北极圈的挪威人就已经开始享受高山滑雪的乐趣了。

另一个例子是冲浪——500—800年前起源于夏威夷,并最终成为全球流行的运动。

这种运动,总需要一些“敢吃螃蟹的人”首先发起,才有可能最终进入大众视野。

1979年4月1日,英国牛津大学“危险运动俱乐部”的4名成员——大卫·柯克、克里斯·贝克、埃德·赫顿和艾伦·韦斯顿,在英国布里斯托尔的74.676米高的克里夫顿悬索桥上,利用一根弹性尼龙绳飞身跳下。

俱乐部的其他活动包括从活火山出发的探险活动、悬挂滑翔、滚人球运动(zorbing,在大型塑料球里沿地面或山坡翻滚)、暗夜微光飞行和定点跳伞。

直到20世纪90年代,当市场营销公司开始推广极限运动时,极限运动才突然流行起来,成为都市人的新宠。

1995年6月24日至7月1日,由美国有线体育电视网主办的首届极限运动会(X Games)在罗得岛州的纽波特、普罗维登斯、米德尔敦以及佛蒙特州的滑雪场举行。

这次运动会共有9种比赛项目,包括风浪板、高空弹跳和山地单车等,观众人数达到19.8万人。

从那时起,每年的世界极限运动会都成为一场体育盛会,在年轻人心中的影响力仅次于奥运会。

城市,正为极限运动的展开提供巨大的场地。跑酷、滑板、小轮车、蹦极等,极限运动提供了城市冒险的想象空间。

这也是极限运动的魅力所在,对冒险、新奇的探索和追求,不分场地、年龄、性别和职业,极限运动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只是人们各有各的“极限”。

现实的高海拔攀登中,没有那种纯白色的浪漫,没有渴望与灵魂对话的做作想象。

真正的登山者与商业登山客户不同,他们必须要忍受几十天无法洗澡,长时间脱水、失眠、头痛的状态,抛弃“战胜自然”的功利心,一边享受痛苦,一边冲击人类从未有过的高峰体验。

欧特克·柯提卡提到的精神和肉体的煎熬只是极限运动中最常遇见的事情,相当一部分极限运动充斥着致命的危险,这一点有目共睹。

《纽约时报》曾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期间,针对高山滑雪这项充满挑战的运动发表专栏文章,向读者介绍“下坡中的死亡与危险”。

时年35岁的法国滑雪运动员大卫·泊松在加拿大艾伯塔省的度假胜地进行世界杯赛前的密集训练,他意外地撞上了一棵树,接着又冲破两层安全网,最后不幸身亡。

“平时,我们通常不会谈论这种危险,”参加平昌冬奥会的美国运动员布莱斯·本内特说,“因为它无济于事,如果你过多地谈论风险,它将更可能变成现实。”

瑞士国家新闻广播的报道称,在瑞士,每年有约184人死于危险的体育运动,受伤人数高达40万人,而这些危险的活动大多发生在山区。

2018年,徒步导致了46人丧生,29人在攀岩中遇难,水中运动也造成了29人殒命。

在新西兰,潜水是危险高发运动。新西兰水上安全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新西兰共有10人死于潜水事故,其中自由潜水4人,水肺潜水5人,浮潜1人。

在中国,从2020年开始,天门山翼装飞行事件、贵州水西洞救援事件、多起可可西里徒步失联事件、珠峰拥堵事件,以及21人遇难的甘肃白银越野赛,这些新闻报道足以让人们意识到极限运动的残酷性。

然而,极限运动绝非只需要莽撞的勇气,真正热爱极限运动的人都知道,这项运动呼唤理性和极强的安全意识。

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登山家之一”的意大利探险家莱茵霍尔德·梅斯纳尔是首位登顶地球上全部8000米以上雪山的登山家,也是首位无氧登顶世界最高峰的登山者。

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人们只关注我攀登过多少次高峰,却从没有关注过我有多少次被迫下撤……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无数次选择放弃。”

2022年7月9日,北京。一名小男孩在一家冲浪俱乐部练习冲浪。(图/ 视觉中国)

1975年,匈牙利裔美国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在其著作《超越厌倦与焦虑》中,将攀岩归类为一种心流活动。

在他看来,这样的活动虽然不像工作那样可以为我们提供财富、名望和权力等外在激励,却可以使我们进入一种振奋的,富有创造力、行动力、成就感的,可以称之为“心流”的精神状态,进而改善工作表现,并摆脱弥漫于工作导向型社会的厌倦、焦虑乃至于异化。

一些接受米哈里团队采访的攀岩者这样描述自己的体验:“开始攀岩时,我的记忆仿佛被中断了。我能够记住的只有前30秒的过去,我能够思考的只有后5分钟的未来……我是如此全神贯注,以至于忘却了正常生活中的世界。”

“它是一种由全身心的投入带来的快乐。你变得好像一个机器人,不,更像一个动物,迷失于运动的感觉之中,就像一只奔驰的美洲豹。”

在2015年进行翼装飞行时不幸葬身于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美国翼装飞行运动员迪恩·波特曾表示,自己在飞行时“视力更加清晰,对声音更为敏感,平衡感更强。置身美景之中,我只觉得脑海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然而生活中的其他任何事物都不再重要了。”

朗达·科恩对极限运动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心流”体验可能是人人皆有的神经递质的产物。

这些神经递质包括了肾上腺素和内啡肽,能起到增强情绪的效果,被称作“内源性情绪增强剂”。

具体来说,肾上腺素的增多旨在加快心跳和呼吸、增强感官能力和注意力,进而增强身心灵活性和敏捷性,但这一过程同样可以使人振奋精神、忘却烦恼。

昆士兰科技大学的埃里克·布莱默和伍伦贡大学的托尼亚·格雷在2010年发布的一项研究中指出,有许多极限运动参与者借由极限运动,与大自然建立起了“亲近、互惠的关系”。

人类对于自然的向往永恒不变,最能说明这点的便是普通人在家中养绿植、周末去郊游等普遍事实。

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平静的自然都能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慰藉,但罕有人能道出其中的原委。

相较于更加依赖人工场地的传统运动,譬如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极限运动显然更有赖于自然,这恰好符合人类渴望自然的心理。

一位登山家曾这样描述他的登山体验:“你正处在一个壮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环境中,应对着非常原始的力量,不只有蕴藏在环境之中的原始的力量,也有蕴藏在自身之中的原始的力量……我们(人类)有着原始的情感和生命力,这与自然中的原始状态彼此相通——在一种非常深的无意识层面与它们彼此相连。登山就是要复苏这一连接。”

尽管相当一部分极限运动员为这项运动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而从心理角度而言,他们并没打算冒这个险。

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心理学家弗兰克·法利(Frank Farley)说:“极限运动员可没有死亡的愿望。”

美国心理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前主席法利数十年来一直在研究极限运动员,他为此采访了攀登珠穆朗玛峰后安全返回的登山者。

“他们会告诉你,当你处于危险边缘时,你才真正感受到生活,”法利说,“这就是活着对他们的意义。他们不想整天坐在书桌旁,对着电脑打字。”

法利的研究表明,大脑中的化学物质可能与个体的冒险行为有关,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他采访的极限运动员有一系列共同的特点:乐观、精力充沛、热爱创新并且高度自信,坚信他们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认知行为治疗诊所主任伊曼纽尔·梅登伯格(Emanuel Maidenberg)说,许多心理学家认为,被极限运动吸引的人是那些具有“追求新奇”性格的人,他们“需要新的、更激烈的体验来体验满足感或感到觉醒。”

南加州大学研究青少年风险行为的社会工作助理教授塔米卡·吉拉斯(Tamika Gilreath)说,冒险行为在人类中是正常的。

“如果人类没有冒险的天性,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她说,“有人不得不离开村庄寻找水源……与其他人群交配。”

曼彻斯特大都会大学运动与运动科学教授埃里克·布莱默(Eric Brymer)也研究了极限运动员的经历和动机。

他发现,专注、专业知识和驱动力——并非“廉价地寻求刺激”——是极限运动员实现冒险的基础。

布莱默说,“这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不是一场聚会,而是与世界融为一体”,这些运动员“可能比我们其他人更能告诉我们,作为人类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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